受访专家：

刘力生，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

吴锡桂，原阜外医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

王健松，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慢性病研究所主任

王淑玉，原首钢医院心血管研究所首任所长

廖燕华，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古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从1972年开始，国家心血管病顶尖专家团队联合首钢医院，以首钢为基地，面向万人筛查研究，展开了我国最早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及人群防治。

三代科研人员，用十年总结验证，查、管、治、防、教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高血压，用24年的干预实践，证实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有效控制慢性病。用三十多年的专家指导、基层管理、职工自防的管理模式，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有科学依据的综合预防措施。

在慢性病逐渐成为国人重大经济负担的当下，追根溯源，或可以引以为鉴。

第一部分：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600多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不开工，开始万人高血压筛查

对高血压的关注，从上世界50年代就开始初露端倪。当时医学界提出的口号是“让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如今已年近八十高龄的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仍然记忆犹新。“1959，开始第一次全国高血压普查，当时没有统一诊断标准，就是各地自发查，患病率约为5.5%。”

而当时的首钢，工人高血压患病率要比这个水平高一倍。

那时首钢厂区条件并不好。工人炼钢是“前面火炉烤，后面北风吹。车间都是透风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王健松介绍当初那个场景说，炼钢需要力气，老理儿常说，吃盐有劲儿，工人就吃盐很多。再加上劳动强度大，出汗多，喝水多。厂子里年纪轻轻的工人血压高的很常见。

当时有个粗略统计，“首钢全厂每天因为高血压休工的工人就有六百人，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不开工。”1959年，阜外医院吴锡桂教授首次去首钢时，时任首钢医院院长王楠对她神情凝重地说出这个数字，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而这个草草估计的数据，在阜外医院医生小分队进入首钢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详细统计和摸查。目的就是查出高血压、管住高血压。

医疗专家进首钢，也是当时条件的契机使然。在那个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盛行的文革后期，阜外医院的刘力生教授作为首批医疗小分队，下乡到首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说劳动，也帮不上什么忙，到处都是大高炉，工人又担心我们出危险，干脆，就干点力所能及的，给我们量量血压看看病吧。”

于是，从1969年开始，由如今的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牵头的阜外专家，联合首钢医院的医生便开始对首钢工人开展高血压普查，历时三年，筛查了10450个工人。这一查，可不得了，查出高血压患病率为11.7%，比当时全国患病率整整高出一倍。而且，当时工人对高血压并不重视，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当时的风气是生病不下岗。我记得当时有个劳动模范，天天在广播里宣传他的光荣事迹，但他有严重高血压，天天玩命儿炼钢。这太危险了。”刘力生认为，这种情况下，感觉给病人做个血压筛查，找出高血压病人并帮助治疗，非常有必要。于是，在重点厂矿，选定了10450名工人开始筛查。而查出来高血压的病人，当即就“管”起来。所谓管，在当时条件下，就是简单的用药及复查，从1972年开始，专门成立心血管病防治组，对这些高血压工人建立三级防治网，进行分级管理。

“所谓分级管理，就是给查出的高血压病人按轻、中、重分级，分情况用药，并每月每半月或每周复查一次，同时，凡血压达到三级管理水平或虽不够管理水平但已发生心血管病并发症的，都给其建立病例，规范治疗。”王淑玉解释。而三级防治网，就是地段和厂矿保健站、心血管病防治组、心脑血管病房组成三级网，由心血管防治组牵头按统一防治方案给予药物及非药物治疗，在保健站进行常规筛查和治疗，严重需要收治住院的安排进心脑血管病房。这样，经过系统治疗控制血压，评定降压疗效。

而说起这个三级防治，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副院长王健松显得颇为自豪。“这与首钢自身的医疗体系有很大关系，对开展高血压防治非常有利，可谓有先天优势”。原来，从五十年代起，首钢医院就已形成非常健全的医疗预防保健系统，其首任院长在五十年代便提出对“首钢职工和家属从生到死都要管”的理念，学习苏联经验，建立“车间医师负责制”，每个车间和地段（相当于现在的社区）都有自己的保健医师。厂矿的保健站全面负责职工健康；地段医师负责退休职工及职工家属健康管理。

“正是有了这个基层保健体系的基础，开展大规模的高血压普查和防治便更方便有序。”刘力生说。（摘自《健康时报》记者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