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一个年轻的生命攥着对生的眷恋离去，却在身后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争议再次被推至风口浪尖。当自身面临不可治愈的疾病时，当毕生所爱无可挽回地逝去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医生面对濒死患者又当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

5月23日下午，北京医师协会、农工民主党中央医卫委、“知识分子”公众号、《中国医学论坛报》与北大首钢医院共同发起专题圆桌会——“追问生命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医学界、生命科学界、传媒界、公益组织的多位知名人士应邀进行圆桌讨论，发表对生命、对临终关怀的深刻思考，京内20多家媒体代表见证了嘉宾们的精彩发言。主办方期待引发公众与媒体对生命，对临终关怀的深思。

医学是有限的吗？濒临死亡的患者应该如何有尊严地告别人世？是在痛苦中延长生命，还是在平静中度过余生，患者还是亲属更有权利做出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提供健全的机制保障患者“尊严死”的权利？我们的文化有着“向死而生”的古语，但是否在回避有关死亡的讨论？如何对民众开展死亡教育？如果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个体需要为之做怎样的准备，我们又该如何抉择？这些都是本次圆桌论坛上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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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圆桌会议上，担纲主持人的北大首钢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前任主任委员顾晋教授开宗明义，就医学是否有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医学的水平，人们对于生命的无限追求也因为科技和医疗水平的提高而放大。但是医学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无限的，也是不完美的，尤其是在一些恶性疾病面前，医学并不必然具有起死回生之力。”“在许多疾病面前，家属，患者和医生都尽力了，但由于医学的局限性，我们没有成功。然而毋庸置疑，医学本身是温暖的。医生并非万能，医生可以冷静、理性、客观，但更重要的是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将技术与心术的融合，给予患者最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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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主任何维教授则更强调生命的结局并非以死亡作为终点。生命的进程中不止有物质，还有精神。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源于对生命美好的热爱，但如果只追求生命的延续则是缘木求鱼。在生命中，应该追求文化、精神及艺术的延续，用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照亮生命。生命是思想的芦苇（柏斯卡，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芦苇是脆弱的，生命是脆弱的，但赋予其思想的力量，可使其强大无比。正如恩格斯所言，思维的精神是地球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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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主编、清华大学教授鲁白主要研究阿尔茨海默症，他简述了科学的前沿进展以及对健康和衰老的影响，他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新的方法和措施来治疗疾病，但公众还应认识到科学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媒体往往把一些科学发现放大化，给整个社会造成一种误解：科学越来越发达，所以我们各种各样的病都有希望，甚至于我们可以活得更长。科学的确是在进步，但是我们要对生命有一个基本认识：生命从生到死是一个生物学的周期，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抗拒生命有限这一事实。另一方面，鲁白认为患者的家属没有权力来代替患者做治疗的决定，但是当一个患者自己没有意识或者能力做决定的时候，就需要有制度和文化来让患者提前安排好自己将作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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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创始人、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罗点点女士则认为，生前预嘱并不等同于不给科学和医学一展身手的机会，而是使绝症濒死患者在面临临床困境时能得到更好的帮助与慰藉，使其能获得自己所想要的有质量的、有尊严的死亡。生前预嘱所倡导的就是请每一个关心和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而最后成为生前预嘱合格注册者的人，首先要明确表达自己在临终的时候想要什么样的医疗照顾时，是他本人的意愿，而非任何其他人的。她也指出，我们的医疗制度需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把患者签署的生前预嘱作为患者医疗档案的一部分，而且有法律保障每一个医生、家属等利益相关方都要尊重患者的生前预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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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刘端祺教授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待了十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地少数民族同胞面对死亡的淡定与从容，他认为，把死亡的知识正确理念传递给老百姓很重要，直面死亡、把死亡看成一个非常自然和平常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民族传统。雨果有一句名言，‘死亡是伟大的自由也是伟大的平等’，人们在尽力提高经济水平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也可以通过社会公益项目的发动来帮助终末期患者为自己的死亡尊严作出决定，实现死亡的自由与平等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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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在中国，死亡有的时候像一场作秀，像一个面子工程，原因在于围观者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所以医学探讨如何让死亡有尊严是一个具有极大挑战的事情，”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指出，“我国古人对于死亡的看法是‘死而不亡者寿’，更揭示出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物质永存的执着，精神的源远流长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作为蒙古族，我认为死亡与我并不那么可怖可憎，更像是一种对自然的回归。其实所有的医生都很清楚，患者最后几天的医疗费用在医疗支出占比是很高的，但这不是医学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社会学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是对死亡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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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寿命的延长最主要得益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医学的贡献只占到8%。现在慢病是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应该将住院急性医疗和无效抢救的花费拉向两头，即健康管理和晚期患者的照护，最大限度提高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刘晓红教授同时强调，中国现在急需把安宁疗护纳入公共卫生体系，应该充分调动社区医护资源，让患者可以就近享有较高质量的专业善终照护服务。政府可以逐步地允许商业保险、私人投资以及医保覆盖安宁疗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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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唐丽丽则讲述了她曾经借助心理学上的“叙事疗法”医治一位晚期乳腺癌患者的经历。这位晚期乳腺癌患者，她并不畏惧死亡，她难以接受的是她因病去世后幼女孤凄的生活。人们对死亡的畏惧和憎恶，有时源于人生的责任与爱。作为医生，通过同理心和共情理解她的痛苦，我们帮助她在给女儿写信的过程中学会活在当下，重新寻找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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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论坛报》侯晓梅社长也认同，死亡教育是健康教育里面不可或缺的。她特别介绍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部关于临终患者心理关怀的书籍，叫做《论死亡与濒临死亡》。侯晓梅说，这本书给她最大的触动是，本书作者采访患者工作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于患者的主治医生，因为医生们一开始并不相信谈论死亡对于自己的病患是有所助益的，然而实际的情况证明他们想错了。因此侯晓梅提出，作为随时有可能与死神打交道的医务工作者，接受死亡教育更为重要。了解病患复杂的心理变化，学会坦然地谈论死亡，才能够在临终患者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

编后记：

对于活着的人而言，死亡是最终极的未解之谜。人类从产生伊始就从未停止对此探究，可惜至今仍然莫衷一是；对死亡的态度，也变得或畏惧、或憎恶、或猎奇、或坦然。值得庆幸的是，在整个意识探索中，科技和医学在不断进步，这使得我们面对死亡的手段越来越强大。然而，医学技术有其局限，死亡终会不可避免的在某一刻翩然而至。面对遭受着痛苦折磨的终末期患者，在现有疗法束手无策之际，缓和医疗与安宁疗护应运而生。

经过一下午的精彩讨论，我们开始发现，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人们因为认知的不同姿态各异。医生通过专业知识以诚相待，告知患者病情及治疗可能伴随的痛苦后，有的人，仍愿意投身战斗，对于这一部分患者，医生应最大程度予以专业的救治，并辅以可行的慰藉；正是这一类斗士和医生的携手合作，不断创造出惊人奇迹。但也有一部分患者，在生的璀璨释放过后，疲惫的灵魂不愿再受更多病痛的苦难，而在此情况下，医学则是疲惫灵魂的避难所和栖息地。

风起于青萍之末，组织方希望能以此会促进整个社会对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医学的使命与关怀的深思，加强全社会的死亡教育、爱的教育，最终我们不仅可以在生命中开个好头，也拥有尊严而有质量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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