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些年来，每当我走进手术室，站在无影灯下，拿起手术刀的时候，总会想起父亲的身影。他是我医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是我心中永远的灯塔。

医学世家的启蒙

我的父亲顾方六于1927年出生在上海郊区顾村的一个殷实的家庭。据上海顾村县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我的祖父顾珍彝改革私塾，创办顾村农事小学，命名为顾村小学（当时称文明学堂），始有顾村之名。父亲顾方六在家中兄弟里排行第二。1954年父亲和母亲（同班同学）一同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们二人均留任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工作，父亲从事泌尿外科专业，母亲施曼珠是北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自幼，我与长我三岁的哥哥便在浓厚的医学氛围中成长。小时候，我对医学的好奇心是在父亲的引导下逐渐萌生的。记得那年，父亲罹患肝炎，需居家休养，且每日须接受肌肉注射，均由母亲操作。我总在旁边观看，觉得很有意思。父亲问我：“你害怕吗？”我说不怕。他又问：“那你给我打针行吗？”我当时愣了一下，但很快说：“行啊！”就这样，我真的给父亲打针了。由于用力过猛，针头整个扎进了父亲的皮肤里，母亲在一旁笑着说：“这小子真敢下手啊！”父亲也笑着附和：“没错，不愧是外科医生的儿子！”还有一次，我在家用木头削小船，不小心把铅笔刀插进了左手拇指根部，血流如注。街道医院的医生做了简单包扎，父亲下班后看到，说需要缝合。他带我回到他工作的北大医院，亲自给我缝合伤口。那是父亲第一次给我做手术，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手术的过程。弯弯的缝针，闪亮的手术器械，父亲专注的眼神——这些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些早期的“临床实践”，培养了我不怕血的胆量，也让我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父亲用实际行动告诉我：医生的手，是用来救人的。哥哥十六岁初中毕业就去农村插队，后来又到工厂当工人。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后来在父母的引导下也走上了学医的道路，获得中医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学医对我和哥哥说来是必然的选择，我们哥俩似乎都没有考虑过做医生以外的职业，这些都是受到父母的职业影响。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父亲早年师从我国泌尿外科奠基人吴阶平院士。吴阶平先生有一句名言：“医学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父亲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也经常用它来教导我。记得有一次，我处理了一个自认为很得意的临床病例，回家跟父亲炫耀。父亲听了以后，肯定了我的处理，但也指出了不足。他说：“像吴老师这样的大家都感受医学是如临深渊，如此谨慎的学术态度，我们就更应该对临床工作精益求精，千万不能因为一点成功就得意忘形。”

父亲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话。一次，一位老年患者被诊断为肾癌，建议切除肾脏。父亲仔细询问病史、阅读片子后，发现了一些疑点，坚持让患者再做一次检查。家属很不理解，但还是勉强照做了。结果排除了肾癌的诊断，患者的肾脏保住了。家属为之前的不理智道歉，父亲却说：“没什么，如果我不是医生，我也会有同样的顾虑。”

这件事让我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如履薄冰”——它不是畏首畏尾，而是在每一个决策中都保持对生命的敬畏。父亲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每当我面对复杂病例时，都会想起父亲的话，提醒自己：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患者的生命。

学科建设的耕耘者

父亲是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第四届主任委员。他为我国泌尿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主编了《现代前列腺病学》、《现代泌尿肿瘤外科学》等专著，参与编写出版书籍48种，发表专业论文260篇。他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卫生部科技成果奖6项，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还获得了美国华盛顿国防部病理研究所“卓越贡献”奖章及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银质奖章。还长期担任国际前列腺癌咨询委员会中国国家代表。

作为学科带头人，父亲不仅个人成就突出，还为中国泌尿外科培养了大量人才。他一生培养博士后1名、博士19名、硕士5名，学生遍布国内外，许多已成为当今泌尿外科的中坚力量。

2003年11月，父亲从中华外科杂志副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而我作为新一届编委入选。按计划，我们父子本应同时出席广州的编委会换届会议——他接受荣誉，我领取新编委证书。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场面啊！然而，父亲却重病缠身，因病情恶化，我们都没能出席。就在会议召开的那个晚上，父亲走完了他76年的人生旅程。

后来，我也当选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九届）主任委员。时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刘雁飞同志在就中华医学会新任分会主委就职仪式上说：“顾晋的父亲顾方六教授也是我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第四届主委，这是两代人的主委啊！”那一刻，我更加思念父亲。我想对他说：“爸爸，您的儿子今天也成为了主任委员。但我更记得您说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医学没有止境，我们只有加倍努力。”

淡泊名利的学者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心无旁骛地追求学术。他曾说过，自己没什么爱好，既不会打麻将，也不会钓鱼，更不会拉关系，从不参与无效社交；只是想读点书、写些文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辛勤耕耘。父亲的学生、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勇教授在回忆我父亲的文章里，满怀深情地写道：“上世纪90年代末，顾老师开始学习使用电脑。我自然成了他的“老师”。有段时间，我常在晚上去老师家，帮他整理电脑资料。电脑出了毛病，我也去帮他修理。那时候，我们师徒俩常讨论学术问题，或者探讨书中的章节内容。一杯清茶，谈学术、论人生，现在想来，那是一段多么珍贵的时光啊！那几年，我帮顾老师完成了《泌尿系肿瘤》、《中国大百科全书》泌尿外科分册、《吴阶平泌尿外科学》部分章节、《黄家驷外科学》泌尿外科部分等书籍的编写和整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大量阅读对医生成长的重要性，也完成了从被动成长到主动成长的转变。那年我35岁，很庆幸有这样一位恩师。”

面对生死的抉择

2003年，父亲被诊断为胃癌晚期。作为医生，我和哥哥都深知晚期胃癌的预后；作为儿子，我们也想尽全力救治父亲。我坚持每天都去看望他，询问他需要什么。远在美国的哥哥也是心急如焚，几乎每周都要打电话询问病情。

有一天，父亲告诉我：“我现在其实生不如死。”这句话让我的内心百感交集。父子三人，均为医生，面对疾病却束手无策。我们都清楚，靠着机器维持生命，浑身上下插满管子，这样延长的寿命是没有质量也没有尊严的。

为了让父亲少受痛苦，我和哥哥商量，忍痛为他选择了姑息治疗，在最后时刻，不再进行不必要的抢救，父亲走得很安详。2003年11月15日，那个没有星星的夜晚，父亲在北大医院他用毕生精力奋斗的病房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父亲走了，我呆坐在父亲的床边，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意识到，从此刻起，那个给我遮风挡雨的父亲，那个我心中的偶像和灯塔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紧紧握着那只渐渐发凉的手，久久不愿意松开。

父亲曾教导我和哥哥：“医生要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手。”面对不可治愈的疾病，过度的治疗只会增加患者的痛苦。尊重患者的意愿，让他们有尊严地离开，这也是医学人文的重要内容。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后来，我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建立了全国首个三级甲等医院中的安宁疗护中心，就是希望让更多生命末期的患者能够得到关怀与慰藉，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父亲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回忆他时，无不感念他的慈祥和蔼与严谨治学。有位学生在纪念文章中写道：“初识顾方六先生是1986年，当时是硕士研究生面试。面试中我犯了一个错误，至今内疚。听完顾老师的问题后我回答‘您写的书中并未提及这个现象’……顾老师和蔼地一笑而过，那笑容和慈祥恐怕我终生难忘。”

还有一位学生回忆："1989年底，我办理出国留学期间，正是多事之秋。我找顾老师说出想放弃出国的打算，被他一口回绝。他说‘我是所长，我来担保！’我记得那天下午，在乱糟糟的公证所里，顾老师认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父亲的为人，就是这样——对学生像慈父一样，在关键时候总是挺身而出。他从不抱怨任何人，坦然的胸怀早已容纳了个人的恩恩怨怨。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他的教诲、他对医学的执着与热爱，永远不会消失，激励着他的学生们。

永远的灯塔

父亲离开后，我和哥哥怀着崇敬的心情，将父亲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求学时期的珍贵文献资料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那些泛黄的纸张里，不仅有1950年代北医研究生课程表、研究论文初稿，更有吴阶平院士亲笔批改的论文原稿——那些红色批注里，藏着老一辈医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密码。

如今，我的儿子和哥哥的女儿也都学医了。我们家的医学传承，已经延续到了第三代。父亲生前特别重视对我们的教育，经常以恩师吴阶平先生的话激励我们。医学传承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精神火种的延续。

父亲是我们生命的灯塔，是我们终生的导师。我和哥哥都非常爱他，思念他，我们都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虽然他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他一直活在我和哥哥的心中，从未走远。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我都会想起父亲的教诲，想起他那坚定而温暖的眼神。他的精神始终指引着我们，激励我们在医学道路上笃行不怠，我们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他老人家的教诲—— “医学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永远对生命保持敬畏。这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