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一位辗转北京四家三甲医院的患者刘晓燕（化名），带着多家医院不一致的诊断结果来到王丕琳的诊室，盯着报告上的“乳腺原位癌和不典型增生”几个字，反复求证：“肯定不是癌对不对”？

面对她的焦虑，王丕琳没有直接下结论，而是带她一起看病理影像，用通俗的语言解释疾病不同，一点点卸下她的心理防线。半小时后，刘晓燕突然笑出声：“原来让我失眠的‘坏东西’还没芝麻大”。

这场看似简单的交流背后，王丕琳其实是用了心理干预治疗的重塑认知疗法，解开了刘晓燕的心结，让她几个月睡不着觉的四处奔波终于落了脚。

5月14日，在采访间隙，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乳腺疾病科主任王丕琳正在诊治从广州来的病友。王宁摄

当诊断书落下：“心药”在恐惧与希望之间架一座桥

“许多肿瘤患者不是被疾病击垮的，而是被未知的恐惧吓倒的”。

当癌症诊断书落下时，很多人会像刘晓燕一样，陷入一场“心理地震”。冲击不仅要来自疾病本身，更源于“癌症=死亡”的社会认知。不能陪孩子成长、害怕成为负担、甚至开始思考死亡……这种重压常让他们陷入麻木、崩溃或逃避现实的状态。在王丕琳看来，这个阶段，医生可以通过帮助患者重塑认知、向下比较、言语暗示，让患者重塑信心。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分会青年委员唐婧（左）在活动现场做心理咨询。受访者供图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分会青年委员唐婧告诉记者，要注意帮助患者慢慢消化“坏消息”，将他视为一个长期相伴的特殊朋友；同时让患者恢复“控制感”，根据预估时间划分阶段、制定生活与治疗计划，将不确定转为可控的现实行动。

唐婧曾接待过一位32岁的脑胶质瘤患者张涌（化名）。他有着一双灰蓝色的眼睛，刚刚创业，然而命运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他遇到了无数挑战。

每次的咨询中，唐婧都会陪着张涌做探讨，关于疾病的接纳，关于最坏的结果。“在你心里脑胶质瘤是什么样子的？”通过冥想的方式，唐婧帮助张涌跟疾病对话。脑中的肿瘤像一只白色的章鱼，横在张涌的大脑中，张涌跟它交流着，希望找到让肿瘤缩小的方法。

“如果半边身体瘫痪，还能接受吗？”在手术前的一次咨询中，唐婧和他一起探讨了最坏的可能性。“如果全身都不能动呢？”“如果那样，我就不活了。”张涌无法想象自己成为家人的负担，活得没有尊严。

几天后，张涌再次出现，眼神里带着光。“哪怕坐轮椅也要活下去。”因为张涌看见了自己7岁的儿子，因为自己曾是少年时失去父亲的孩子。“只要我能在他身边，哪怕只是坐在轮椅上看着他，他就有爸爸。”那一刻，他不再为自己而挣扎，而是为了孩子，选择充满爱地活着。

最终，他鼓起勇气面对手术。术后一个月后，他顶着还未拆线的伤口冲进咨询室：“唐老师！我还活着！”如今七年过去，唐婧欣慰地说，“我们去年还联系，他一切都好，珍惜当下，定期复查。”

5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乳腺疾病科主任王丕琳在查房，细心叮咛前来询问手术情况的90岁奶奶，并告知手术注意事项。王宁摄

疼痛也有温度：让治疗和人文心理干预“握手”

5月13日晚，病房静谧。35岁的张粒（化名）上午刚做完单侧乳腺癌切除手术，她平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双目无神。母亲在床边轻声询问，却得不到回应。

值班护士轻轻走近问：“是不舒服想吐吗？”张粒依旧沉默。这时，王丕琳主任走了进来，没有多言，只是牵起她的手：“来，咱们一起动一动，扭一扭。”

她一边带着张粒活动四肢，一边逗她开心：“孩子，你哪都没问题，别老想着胸有多漂亮，生活要持续翻篇。”渐渐地，张粒的眼神里多了丝“生气”。

红衣姐姐的抗癌故事被王丕琳作为榜样，鼓励着每位患者。王宁摄

王丕琳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你看这位红衣姐姐，笑容多灿烂！”那是她的一位患者，如今70多岁的阿姨，如果不说，很少有人可以想到她是30多年前就做了乳腺癌手术。“年轻不是岁月给的，是自己快乐挣来的。”她笑着说。病房里气氛热烈，其他乳癌病友也鼓励着：“琳姐一来，小姑娘就有信心了。”

即使35岁的张粒病情稳定、顺利治疗近8个周期，但身体的变化仍会在心理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唐婧表示，一些经历了多次化疗、放疗的治疗期患者，在一次次希望与失落之间徘徊，每一次复查都如同命运的审判。加之副作用带来的不适与形象改变，一些患者会陷入深深的自卑与孤独。

在患者治疗阶段，医生的角色早已超越病理与手术刀，而更多地成为陪伴者与倾听者。温柔的理解、耐心的回应、正向的心理暗示，都是照亮阴霾的微光。而群体的支持、榜样的力量，也会让患者重新找回自我与信心的桥梁。

治疗中的疼痛或许无法避免，但当它被注入理解与爱的温度，便不再是冰冷的折磨，而是通往重生路上的一次蜕变。

劫后余生的自我重建：康复期的心理互愈更动人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实现带瘤生存是他们在康复期需要面临的难题。唐婧发现，这段时期也许比治疗阶段更艰难——他们要面对的不仅是身体的恢复，还有经历过风暴后的心理重建，群体的支持至关重要。

促进医患及病友之间的交流沟通、情感宣泄、进行康复指导及信息支持、鼓励患者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些康复期的心理互愈常常在无声之处更动人。王丕琳的微信里存着上千位病友，手机24小时开机，她的声音成了许多人心中最安心的存在。

“琳姐，我到现在还不敢洗澡，看见伤口上的线就怕感染……”

“主任特别想念您，您的笑脸是病友的定海神针。”

一条条语音背后，是无数个孤独互愈的灵魂。她总温柔的回应：“如果不放心，就来见我！”

2025年4月，王丕琳和她的病友一起唱歌。受访者供图

定期举办的“粉红家园”活动，是王丕琳的“心理康复实验室”。在这里，由她编导、医护和病友们共同出演的情景剧《丽丽的一天》是最受欢迎的剧目。剧本浓缩了康复期患者的典型困扰：过度恐癌、夫妻关爱错位、自我认同危机……。有癌症患者最初躲在最后一排看演出，如今已能上台表演。

王丕琳向记者展示着她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往下划了好几页，满满当当的都是病友。一张张笑脸如雨后的蔷薇，柔软坚韧。

“现在笑得这么活泼，多好！刚开始可不是这样。”在王丕琳看来，当她们能笑着演绎自己的恐惧时，真正的‘痊愈’才得以实现。癌症治疗，是医患的配合。心理康复，需要整个社会的接力。